9月17日晚，安可济集团携手华大智造共同举办在线论坛，邀请临床、病理、检验、产业、科研等多个领域的专家，聚焦肿瘤的早期筛查与诊断，共同探讨国内肿瘤高通量测序产品的发展及产业化之路。
专家圆桌论坛：
议题1：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肿瘤基因检测在病理学领域的应用
朱明华教授：（病理学主任医师、教授、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病理学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家的普遍认知里面可能觉得肿瘤或者说癌症，是一种病，就是我的身体里面长了瘤，但从我们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肿瘤是好几十种病，甚至是几百种病，也就是说它是一大类疾病，就看如何细分。
病理的发展是从组织病理逐渐发展到细胞病理，免疫病理再到分子病理和数字病理。越来越细化，也越来越深入，这是我们病理学非常可喜的也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同样是肺癌，可能分子分型完全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的概念，其实一部分也是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基因测序技术给临床治疗带来的变革。现在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高通量测序或者说肿瘤基因检测的应用，渐渐被患者、家属所熟知。很多患者自己也会查资料，因为现在网络也非常发达，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信息，也可以去问医生，我要不要做基因检测。
而学术界、产业界走得更前面一些，把高通量测序从病人的精准治疗，向高危人群甚至健康人群的肿瘤早筛早诊领域前移。因为目前对肿瘤最好的治疗，还是在可以手术根治的时候，就发现它，最好癌前病变的时候就能进行干预。
但是肿瘤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有一系列的学术和技术难点需要攻克。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国内外在这个领域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让机器深度学习健康人和患者的样本数据，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因此虽然有很多难点需要攻克，但是目前检测技术的进步、临床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数据分析模型的完善，都是目前的利好消息。安可济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从我的角度来看，方法学是规范扎实的。在这一细分领域，可以说专业程度，与美国内外顶尖的研究机构和大型公司相媲美，我也很看好这项研究进一步的深入。
议题2：现有临床肿瘤标志物为什么还不能发现早期肿瘤？在检验学领域，目前有哪些突破？
娄加陶教授：（上海市胸科医院检验科主任）
很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每年都体检，也检测了肿瘤标志物，但是去门诊就医，还是发现肿瘤已经进展到很晚时候，之前的指标都没有提示明显异常。这说明，临床检测的那些指标与现实需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很多肿瘤标志物的指标在肿瘤诊断中敏感性还是不够，比如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存在一定比例的假阴性，某些生理情况或良性疾病也可能导致其升高，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它的特异性也不是很高。
因此我们常规的肿瘤标记物在早期肿瘤的筛查和诊断的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尤其在肿瘤液态活检包括ctDNA，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显示，它的敏感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肿瘤标记物。它可以在肿瘤全程管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对于早期诊断甚至早筛，对及其微小的肿瘤进行预警，这里最关键的是，对于技术有更高的要求，对技术的重复性和准确性，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在行业当中，NGS的运用不管在早期筛查还是临床治疗这一块，对于技术的规范，准确性的要求都是行业的共识。
之前，我的团队和安可济有过合作，专门是针对我们希望在临床开展的NGS技术，我们在非小细胞肺癌领域进行NGS性能的一些研究，我们立足于“准确性”与“临床有效性”这两个关键点，我们对于CLAmp-Seq技术谨慎地进行临床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头对头”的严格比较，主要问题是考量这一技术方法是否准确可靠，可用于在预期的临床个体化诊断甚至是早期诊断的运用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学术会议和期刊收录，也获邀在AACR做过口头发言。说明获得了一定的学术认可。这也是我们在NGS肿瘤运用当中的一个痛点问题和热点问题。
通过我们的研究，安可济的技术从整体来说，在方法学和临床有效性来说有不错的表现。我们也期望它在未来的肺癌早诊早筛方面有更好的运用，尤其是对于非小细胞肺癌肺部小结节的影像学，肺部小结节的良恶性诊断，我们期待能有更好成果，也期待这一技术能尽快在临床得以应用。
议题3：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在肿瘤早诊早筛方面的应用，还有哪几步路要走？
胡和平教授：（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胆内科主任）
作为肝胆内科工作的重点就是肝癌的诊断与治疗，如何减少肝癌的发生与早期发现肝癌也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我国是一个肝癌大国，全世界超过50%以上的肝癌都在我们国家。我国每年新发肝癌就有40多万，同时我国肝癌患者在诊断的时候，只有约20%左右具有手术治疗的机会，绝大多数是中晚期肝癌，错过了很好的治疗。
理论上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肝癌，我国约有1亿左右乙肝感染者，而约90%肝癌都有着乙肝感染的背景，70%-80%有着肝硬化的背景。因此，对这些高危人群的定期检查则是发现早期肝癌的重要措施。但实际上，很多高危人群的患者或是依从性差或是限于条件，不愿意或不能够接受定期检查。同时，肝癌的筛查主要依赖超声与肝癌指标AFP检测等，但超声检查则受到医生的经验与仪器设备好坏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存在着误诊漏诊的现象。肝癌的标记物甲胎蛋白则只有50%-60%阳性，且甲胎蛋白增高还可能见于肝脏炎症等良性疾病。
我们如何更加高效识别高危的人群，并提高其依从性，同时弥补高危人群中早期肝癌筛查技术与方法的缺陷与不足。我们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高通量的基因测序的技术则给我们带来了可能，它完全可能筛选出更加易患肝癌的高危人群，同时也完全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标记物，提高早期肝癌诊断的机会。
此外，这些标记物不仅对甲胎蛋白阴性的肝癌的诊断提供帮助，也完全可以作为肝癌治疗后疗效评估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完全可能为肝癌更加精准的特异性靶向药物的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肝胆内科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它使得肝胆疾病的诊断处理更加专一，更加标准，更加规范。我有幸能够成为国内最早推动肝胆内科建立的人，今年恰逢我们肝胆内科成立20周年，我们将砥砺前行，造福于更广泛的肝胆疾病患者。
安可济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据我所知，在高通量基因测序的研究，特别是液体活检技术开发与应用上，取得了很多成就。近几年，我们也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并已有新的突破，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充满信心。
议题4：基于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的肿瘤筛查产品进入医院，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程晓东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在妇科肿瘤领域，妇科有主要三大恶性肿瘤，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其中，宫颈癌通过预防性HPV疫苗的接种和有效的筛查，可以非常有效地来进行防控。现在国产HPV预防型疫苗已经上市，今后政府也将会推动青春期女性的免费接种。加上本身筛查成本较低，可以说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我们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应该会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和宫颈癌所不同的是卵巢癌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卵巢本身位于盆腔底部，隐秘性非常强，加上卵巢癌的病理类型多，目前又没有像宫颈癌那样有效的筛查的方法，容易被忽视，导致超过70%的病例一经确诊即为晚期，且一些高级别的卵巢癌进展十分迅速。所以卵巢癌的死亡率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被称为“妇癌之王”。
为了改善卵巢癌早期诊断早期筛查的现状，我们医院也一直着眼于卵巢癌的早筛早诊和精准治疗。由我本人负责“高发恶性肿瘤诊治新技术的研究——基于关键问题导向的卵巢癌诊治新技术研究和应用”这一项目，也入选了浙江省科学技术厅“2019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安可济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刚才翁莉博士的演讲中也有提及，就目前的研究合作的进展来看我觉得未来可期。
当科研取得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临床数据，相关的性能得到验证后，下一步就要进行临床的转化应用。现在许多知名医院都有自己的转化医学中心，可以将科研成果在本院纳入转化医学的轨道后进入临床应用。在这一方面，我想也会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也非常期待和相信我们的卵巢癌早诊项目的相关成果有望通过这一途径步入临床应用中去。
在未来几年，我们希望在和安可济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早日将卵巢癌的早筛早诊产品形成有效的检测试剂盒，在院内应用后，联合申报IVD，使得试剂盒能推广到全国，以新技术指导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精准”化个体的治疗，促进卵巢癌患者精细化管理，希望能够惠及到更多妇女和家庭。
议题5：目前形势下，作为企业代表，对于肿瘤早诊早筛产品的产业化还有怎样的期望？
应康博士：（安可济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
安可济凭着攻克肿瘤难题的初心，坚守前行。安可济坚守的，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就有肿瘤防控的相关内容。今年的新冠疫情提升了全民疾病预防的理念，进一步感受到了肿瘤防控的紧迫性。我们期待国家能够早日发布相关行业指导意见，期待政府部门能建立因地制宜的审批模式。期待行业能够携手共进，推动行业良性高效发展。